父亲的“苛刻” 使我们没成纨绔子弟

　　
　　法制晚报讯（记者 张蕊）李德生，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今年是李德生将军诞辰100周年，日前，《法制晚报》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国家图书馆附近的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采访到了李德生的长子李和平。
　　在李和平的记忆中，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格，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准搞特殊化！”他说：“父亲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绝不是墙头草，随风倒，哪边势大往哪边倒。”

 李和平接受记者专访  摄/记者 杨浩东

 李德生和夫人曹云莲合影

　　“红二代”的称谓既不恰当  又易产生负面影响
　　李德生曾经身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业务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北京军区司令员等数个职务，经常要彻夜工作。李和平说，父亲曾经向毛主席要求免除自己的一些职务，但毛主席不同意，“一个都不能免”。
　　李德生离休后，并没有赋闲下来，他联合耿飚、王光英、陈思远、雷洁琼、迟浩田等老干部创建了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爱联），倾力于青少年爱国教育，这是李德生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创办中爱联国家没有一分钱拨款，都是靠向社会各界筹集和会员的捐赠。”李和平说。
　　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在海淀区国家图书馆附近办公，旗下的《祖国》杂志和“中华爱国网”，同样也是宣传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李和平是李德生的长子，也是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的秘书长。记者见到他时，他内穿浅蓝色的衬衣，外着藏蓝色的西服，没打领带，只是在西装的翻领上别着一枚会徽。李和平很沉稳，身板挺直，颇有军人的风范。他说自己最近很忙，因为中央要给父亲李德生组织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
　　李和平很关注时政新闻，采访的那天，恰逢珠海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履新。“珠海这个新书记还是我们老乡呢。”李和平觉得中央反腐的力度很大，他说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贪官，是因为党员的选苗标准定位不高。“根本问题不解决，中纪委再严，该贪还是会贪。”李和平说，要从严把好党员“入口关”，队伍纯洁了，贪官才会相应减少。
　　对于被很多人称为“红二代”，李和平觉得这个叫法不妥当。他说自己以前就提过这个问题，“顾名思义，红就是革命，如果我们这些老干部子弟叫‘红二代’，那工农子弟叫什么？”
　　“有些现任的干部子弟狂妄自大，做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有些发了财的商人子弟，坐享其成不思进取，这部分人使得社会上对‘官二代’和‘富二代’这两个群体的认知都暗含贬义。从这个角度看，‘红二代’的称谓既不恰当，又易产生负面影响。”李和平说。
　　指挥上甘岭战役  不谈一个“功”字
　　1933年8月，李德生被推举为代表出席了川陕第二届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5年6月，因遭到诬陷，被撤销党支部书记和班长职务并开除党籍。但他仍然坚定地跟随红军参加了长征，并三过雪山草地。
　　20世纪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李德生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的后半段。“前半段是15军打的。美军武器装备好，攻击力很强，经历了一、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打过败仗。15军尽管打得很顽强、很英勇，但伤亡很大。父亲当时是12军的副军长，王近山是父亲的老领导，很了解父亲。”
　　于是，第三兵团的代司令王近山就点将让父亲率领12军的主力增援并开设上甘岭前指，统一指挥上甘岭阵地上的12军和15军部队，以及配属的各兵种部队。
　　李德生指挥12军和15军打了近30天，成功地顶住并粉碎了美军的进攻，不仅把丢掉的阵地重新夺了回来，还扩大了新的阵地，“经过前后43天的恶战，从未输过的美军，在上甘岭前低头认输了。
　　上甘岭战役刚结束，12军的崔参谋一边听广播一边在发牢骚：“上甘岭也是我们打的，最后全是15军的功劳，提都没提我们军一个字。”
　　李德生听后，当场批评了崔参谋：“你这个想法不对头，什么你们、我们，都是志愿军打的嘛！”针对这个问题，李德生给军里部队做了一个规定，关于上甘岭战役的功劳，谁都不准再争。就这样，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部队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与15军争上甘岭战役功劳的事情。
　　“几十年来，一说上甘岭就是宣传15军，没有提过12军，就是提，也只是说12军配属15军打。”李和平说，实际上，李德生上去后，吸取了15军的经验教训，又根据本军在“金城防御”和前期配属15军作战的经验，总结出了“用兵、火力、工事、通联、保障”等“5大战法”。
　　“不仅夺回了失去的部分阵地，扛住了敌人地空火力的袭击，粉碎了敌人的轮番进攻，还鼓舞了士气，稳定了战局，赢得了战场的主动权，最终打得美军无力再进攻，只得认输。”李和平说。
　　李和平的兄弟姐妹原先都不知道父亲指挥过上甘岭战役。李和平记得，当年放《上甘岭》电影时，大家都在议论，父亲却没提一句关于上甘岭战役的事。40多年后的1999年，美国轰炸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时，他才知道父亲指挥了上甘岭战役。
　　“父亲当时在住院，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愤怒。《中华英才》的记者来采访父亲，八十多岁的老人依然铁骨铮铮：‘美帝国主义没什么可怕的，都是纸老虎，当年我在上甘岭不是把他们打败了吗？’这时，我们才知道父亲指挥了上甘岭战役。”
　　李德生常常要求孩子们要团结人。“要什么样脾气的人都能和他一起共事。”李和平回忆道。
　　李德生在沈阳军区当了12年司令，经历过5任政委，没有一个政委和他相处不好。按照李和平的说法，这些政委各有特点，有的资格老，有的脾气大，有的学问高，有的资历浅，但这些政委与李德生相处得都和谐愉快，心情舒畅。“父亲的另一特点是不争功不诿过，有功的时候，父亲会让给别人，有过的时候，父亲决不会推卸责任，往往是将过错、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是李和平最佩服父亲的地方。

　　以“车子进不去”为由拒绝江青看望
　　李和平称父亲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绝不是墙头草，随风倒，哪边势大往哪边倒。”
　　李德生调到北京工作后，给自己定了“三不”的规矩：一不乱传消息；二不乱打听；三不乱串门。他不仅自己这么做，也要求子女这么做。
　　“那时候我从部队回北京探亲，想去找老同学串串门、聊聊天，但被父亲加以劝阻。”李和平说，当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原因，中央情况十分复杂，这两个集团对李德生是又拉拢又排挤，然而，他却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而没有被其拉拢，这是李德生“一身清”的重要原因。
　　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期间，一次在花园散步时，开国中将、曾任文化部部长的萧望东和李德生攀谈起来。萧望东笑问李德生：“老李啊，你是怎么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中间混过来的呀？”李德生笑对：“混是混不过来的呀！” 事实也是如此！
　　李和平知道，江青当年为了拉拢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向他示意。
　　1973年除夕之夜，江青叫秘书杨银禄给李德生打电话拜年，秘书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李德生后，他只是答应一声：“哦！”表示知道了。
　　没过几个月，有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江青走到李德生面前，显得非常关心地说：“德生同志，你到北京这么久了，我还没有到你的家里看望过。我准备找个时间，到你家里拜访一下，好吗？”江青这么说，李德生感到十分突然：“江青同志，政治局开会，我们常常见面。你又很忙，不要去了吧。”并且告诉江青，自己住的地方，是个小胡同，车子很难进去。
　　“我们家当时在南池子附近的一个小胡同内，大红旗轿车很难进去。”李和平说，后来江青让司机来探路，父亲也未主动去钓鱼台拜访江青，她也就悻悻作罢。
　　1973年春天，李德生感冒了。政治局开会的时候，江青发现服务员给李德生送药，于是，就问：“德生同志，怎么了？”李德生告诉江青，自己有点感冒。
　　第二天，警卫参谋小倪拿进来一个褐色的玻璃小瓶，说是江青托人送来的感冒药。当时李德生正在批改文件，头也没抬地说：“放在这里吧。”
　　“是不是需要给江青同志回个话？”
　　“没有必要吧。”
　　江青还曾邀请李德生搬到钓鱼台去居住，因为当时江青和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均住在钓鱼台，也被李德生拒绝了。
　　实际上，不仅是江青，就连林彪也曾经拉拢过李德生。当时总政治部没有主任，林彪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推荐吴法宪或李作鹏出任，企图把总政也控制住。林彪委托周总理向毛主席转达此意，结果被毛主席否决。按照李和平的说法，毛主席称“要找个‘丘八’来管秀才”（所谓“丘八”就是“军事干部”），就是要找一个军事干部来当总政治部主任。
　　“德生同志？”周恩来提议道，毛主席点头：“就是他。”
　　李德生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宣布后，林彪在居住地毛家湾接见总政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李德生曾回忆：“林彪先是讲述了总政的工作如何重要，又说对于总政这个工作谁来管，他考虑了很长时间，决定选一个‘丘八’来管秀才。”
　　林彪讲这番话想让李德生认为，任命他为总政治部主任，是他林彪挑选的，以此拉拢父亲。按说，李德生听到林彪的这些话后，应该上门道谢并表忠心，但他没有。
　　“我天资有限加上后天努力不足，虽没成大器，但受到父母亲耳濡目染的长期影响，起码形成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强烈心理，并至今为父亲和老一辈领导开创的中爱联的‘爱国报国’事业和于若木阿姨开创的慈善公益事业倾心倾力。”李和平说。

　　三次孤身入虎穴
　　李和平告诉《法制晚报》记者，在他父亲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三次孤身入虎穴的经历。
　　第一次：化装成送菜农民打进日军内部
　　第一次是他当团长时，在抗日战争中打马坊。李德生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
　　这一天，我向房东借了身破旧棉袄、棉裤穿上，头上扎条灰不溜秋的羊肚毛巾，脚上穿双破了口的老头鞋，脸上再抹点锅灰，化装成给据点送菜的农民。为了让战斗骨干也能了解据点内的情况，我挑选了一名连长、两名排长、两名班长和一名侦察员与我同去。
　　在据点内给日军做饭的地下党员，在西门外迎接我们。进门时，他对日军哨兵说：“慰问皇军的圣战，一点小意思的干活！”我马上把装着白面大饼的篮子提了提，弯腰向哨兵示意。哨兵一见白面大饼，伸手抓起就吃，边吃边说：“良民，大大的好！”根本没有检查我就放行了。
　　我在全团抽调了82名精干灵活的干部战士组成突击队。1945年3月4日下午，天空飘起鹅毛大雪。我立即下令部队以急行军向日军马坊据点进发。当晚10时，在地下人员接应下，突击队分别进入城堡东南面坡下3间废窑洞内隐蔽起来。第二天当日军开早饭时，突击队员分四路迅速冲向大门。我们很快占领了卫兵室、东南角碉堡及电机房、伙房、马厩等，并冲进士兵宿舍，同正在吃饭的日军展开近战。日军小队长铃木和我拼起了战刀，被我砍伤后活捉。
　　此战，将日军精心修建的坚固据点一举歼灭，创造了对日军攻坚歼灭战的典范。
　　第二次：孤身爬梯入据点劝降造反派
　　第二次是李德生当军长时，处理芜湖事件。1967年，李德生任南京军区第12军军长，奉中央命令，率部进驻安徽，此时全国的武斗已经很厉害了。
　　1968年6月26日，安徽芜湖爆发大规模的两派武斗，震惊全国。其中一派将据点设置在芜湖电力学校的一幢三层楼上，他们封掉了一楼的门窗，叫嚣说：“只准德生一个人上来！”李德生带人到了电校后，造反派将竹梯从三层的窗户放下，大家都劝阻他不能上去，太危险。李德生说：“谅他们不敢把我怎样！如果真把我打死，也就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使问题更好处理。”于是，他就爬梯子上到据点三楼。
　　李德生的行动出乎造反派的预料，顿时被震慑住。李德生对据点内的造反派既批评，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该据点的造反派在李德生的威严下纷纷表态：“我们听李军长的！”最后该派的头领带头把枪交了，尔后李德生又顺势在全省组织大造舆论，将武斗彻底平息，把震惊全国的“芜湖事件”圆满解决。
　　第三次：“九一三”前单枪匹马入林彪地盘
　　第三次，是他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协助毛主席、周总理处理“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之前，林立果制定了三套计划，一是“宫廷政变”，对外宣布毛主席被反革命谋害了，这样政权自然落入时任副主席的林彪之手；二是“分庭抗礼”，第一套计划如果不成功，就带着人马赶到广州，以长江为界，设立新的政权，分江而治；三是前两套都不成即“北上投苏”。
　　1971年9月，毛主席乘坐专列从南昌出发经杭州到上海，林立果派人沿途密谋截杀没有成功，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9月11日中午，毛主席的专列突然调头北上，并于12日中午到达北京。至天津时，毛主席命令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及其余3位京城领导在北京丰台车站待命。
　　得知毛主席已回京的消息后，林彪一伙顿觉大事不好。于是他们决定铤而走险。12日下午，林立果私自将林彪专用的256号三叉戟飞机调到秦皇岛，林彪当时正躲在北戴河。临走前，在西郊机场的据点里，林立果告诉周宇驰、于新野等“林立果小舰队”的核心成员，说：“我要去和首长（指林彪）报告情况，你们在这里等消息。”觉察到林立果和叶群的异常动向，林豆豆向周总理打电话报告，说“叶群和林立果要绑架林彪逃跑”。
　　为了防止意外，毛主席在全国范围内下达了“禁空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9月12日晚上，为了落实“禁空令”，周总理派李德生前往空军。事后，周总理说：“德生同志去空军，我们是捏了一把汗，他是孤身入虎穴。”空军是林彪和林立果控制最严密的单位，空军司令部里的很多人都是林彪和林立果的死党。“很危险，因为大家对空军司令部的状况并不清楚，单枪匹马进去，随时有可能把你干掉。”李和平说。
　　当晚，李德生只带了一个警卫参谋就到了空军指挥所。一到空军，他先找到了一直受排挤的空军副司令曹里怀，并在曹里怀的帮助下，找到时任空军参谋长的梁璞，在曹、梁二人的协助下，对空军和全国空域实行了严格控制。
　　尽管有“禁空令”，但256号三叉戟还是在12日晚间强行起飞了。这架飞机没有被迫降，因为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还是党的副主席，随他去吧。”就这样，在李德生与空军指挥官的监视下，256号专机乘着夜色从二连浩特上空飞出了国境。
　　林彪和林立果仓皇出逃，没有带通讯技师，“他们虽带有边防的军用地图，苏军的分布图也都有，但无法和地面联系。”据分析，因怕被苏军击落，他们在临近蒙古温都尔汗时（该市驻有苏军一个集团军），决定冒险择地迫降。
　　李和平说，现在看来，林彪专机的驾驶员潘景寅选择的迫降地点，地形总体还是比较平坦的，这也证实了潘景寅的技术很高，“飞机迫降时右边的机翼插进了小土丘中，打了几个滚后爆炸了。”
　　9月14日14时，外交部送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电报，256三叉戟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军长的孩子一样吃不饱
　　李德生对子女要求很严格，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准搞特殊化！”要和工农子弟一样。“我们懂事的时候父亲已经是军长，是高级干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什么补助都不要。家里粮食不够吃，就带着我们开荒种地。”常以“南瓜饭”充饥，李和平说，那几年，父亲也经常吃豆饼和红薯，因此落下了腹泻的病根。
　　“很多人认为我们没吃过苦，其实，当年我们也一样吃不饱。”李和平说，当年他在学校住校，早餐是玉米菜糊糊一碗，中午多一个一两重的玉米面窝头，晚上也是玉米菜糊糊一碗。“这怎么能够吃饱？”
　　李和平当时的零用钱是每个月5毛钱，“本来只给1毛钱，是我姥姥硬从我妈那里给我多要了4毛钱。”李和平说，除了学费和买衣服，平时买洗漱用具、手纸和学习用品等日常费用都得从这5毛钱里出。

　　在那个年代，“填肚子”是“第一要务”，因此，这区区5毛钱就主要用于“填肚子”。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晚上，李和平就会去小店买一个红糖馅的巴掌大的月饼充饥，除此之外，什么食品也买不了。有一段时间，儿童电影院正在上映苏联电影《非常事件》，这部电影是上下集，看一集需要2毛5分钱，两集刚好5毛钱。
　　那个星期六，李和平没有买饼吃，想星期天去看《非常事件》。等星期天到了电影院后，李和平又犹豫了，他说自己当时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在电影院门口徘徊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下定决心——是看电影呢，还是买饼吃？
　　结果等到第一场电影都结束了，还是下不了决心。最终，李和平还是觉得肚子要紧，于是他忍痛放弃看电影，还是去买了一个饼吃。“其实这个饼吃到肚里几乎没感觉，也就是个心理安慰罢了。”回想起当时的情形，仿佛就在眼前。
　　在团以下基层干了20年  才有机会上了大学
　　初中毕业后不久，李和平就去参军了。当时，中央有内部文件，要求高级干部动员自己的子女带头当兵。刚刚结束几十年的战争不久，又要准备打仗，老百姓都“怕打仗”，因此，征兵比较困难，特别是农村兵源更是缺乏。
　　李和平说自己在军队服役期间有“三晚”：一是入党晚。当了3年半兵才入党，算上一年预备期，4年半才转为正式党员；二是提干晚。李和平当了4年半兵才提干，“最快的一年半就提干了”；三是上学晚。“文革”后期，大学恢复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时，给部队也分配有名额，于是李和平就报名了。岂料名单送到军部被李德生得知后，硬是命军政治部把李和平的名字划掉了。
　　随后，军司令部欲调李和平去当参谋（李和平当时的军事素质较好），也被李德生卡掉了，并交待部队领导要让李和平“在基层好好锻炼”。
　　“算上我在连队干的整整8年，我在团以下基层干了20年后，才经逐级考核推荐，到刚创立的国防大学第一期上了3年的军事专科大学。”
　　“父亲不准我们利用他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享受。”李和平服役是在安徽等地，他提干后第一次回家休假是一个大年三十，“那天晚上，北京下着鹅毛大雪。从北京火车站出来，看到来接我的妹妹后，她带我径直走到公共汽车站，我问她怎么没带车来？她反问我，带什么车？”李和平说，父亲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公家配给他若干台车，“父母亲给驾驶员交代得很清楚，不准我们用公家配的车！”
　　李德生夫妇定的“不准搞特殊化”的家规，子女们从小就养成习惯并严格遵守。“看起来对我们够‘苛刻’，但对于培养我们成为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才则大有裨益，起码避免我们成为八旗子弟似的纨绔子弟。”
　　去世后银行里无户头  唯一遗产是两三万册书
　　李德生一生勤政廉洁，没有奢华的用品，没有钱，有的就是书，衣服大部分都是军装，便衣也没几件。
　　1932年，16岁的李德生在川北作战时，身负重伤，在红军总医院住了5个月。住院期间，李德生阅读了许多书籍。“父亲当时是一边看书一边认字。”李和平说。因为家里没钱，李德生只上过半年私塾。所以文化程度高的医护人员、有文化的干部伤员等都是李德生讨教的对象。
　　读书是李德生一生当中最大的爱好，也是他唯一的嗜好。“父亲不会打麻将、不会下象棋、不会打扑克，更不会跳舞。”李和平说，这些娱乐活动和父亲都没有缘分，只有看书学习，是父亲最喜欢的，“外出出差开会，书是必须要带的。”
　　在李和平的记忆当中，什么时候看到父亲，他都是趴在桌子上看书，并在书上写写画画。离休以后，仍然如此。这让家人都很不解，“不工作了， 没有党和组织交给的任务，就休息呗！不行，还是要学习。”李和平说，这也给我们子女们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
　　李和平说，父亲留下来的遗物里没值钱的东西，“他也没什么钱，银行里没户头，也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书。”李和平说前段时间他们兄弟姐妹整理了一下父亲的书籍，“有两三万册。”书籍中政治理论、军事类的比较多，历史、地理也有涉猎，小说则相对较少。
　　稿件统筹/朱顺忠
　　本版文/记者 张蕊
　　下期人物
　　杨得志：上将，原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
　　忆者：女儿杨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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