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成本曲线”让减排“先易后难”建立在量化证据之上

近日，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邓祥征教授团队提出，应以差异化的边际减排成本曲线（MACC）引领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精准治理，让“先易后难、一地一策”建立在量化证据之上。团队指出，国际研究反复表明中国存在大规模“低成本/负成本”减排潜力，中国煤矿甲烷低成本可减排潜力达2400万吨/年量级，全球粮食作物生产端非二氧化碳减排潜力达1.4 Gt CO₂当量/年，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这些潜力为何没有被更充分释放。

研究分析认为，作为减排经济学核心工具，传统MACC按平均成本由低到高为减排措施排序，但在非二氧化碳治理中存在三大缺憾：技术成本被默认为静态参数，忽略大规模推广的学习效应；政策被默认100%见效，忽略“政策合规率”折扣（命令控制型工具的减排实现率往往只有60—75%）；边境政策成本，如欧盟甲烷条例进口准入要求、IRA甲烷收费、《基加利修正案》配额拍卖收入，从未被纳入企业级减排路径优化函数。

为此，团队在GAINS-China与IIASA长期MACC框架基础上引入三类新参数。一是技术学习曲线，以Wright/Boston学习率刻画装机量翻倍带来的成本下降。研究举例，低浓度瓦斯氧化技术在山西左权县示范装机量增长后，单位减排成本可由380元/吨CO₂当量逐步降至约220元/吨，进入“近期可推广”区间。

二是政策合规率，团队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信息引导型政策的实际减排实现弹性显式纳入模型。调研结果初步显示，行政监管在点源主导型区域合规率可达0.80—0.85，在面源扩散型仅0.55—0.65；财政补贴在面源扩散型可达0.75以上，在价值链集成型却低于0.60，说明同一政策工具在不同区域的“经济性”差异巨大。三是外部规则变量，团队测算，长三角部分制冷企业HFCs替代措施在没有边境调节内生化时单位减排成本约1100元/吨CO₂当量，纳入欧盟出口准入收益后“等效成本”降至350元/吨左右，部分替代措施由此从“可选项”转为“必选项”。

据此，团队提出以差异化成本曲线推动分类治理。点源主导型地区重在“底线约束+市场激励+民生协同”，以煤矿瓦斯禁排标准（已从30%收紧至8%）锁定底线，用CCER将低浓度瓦斯利用项目纳入碳市场（注入30—80元/吨CO₂当量价格信号），并通过“瓦斯—供暖”民生协同降低治理冲突。面源扩散型地区重在“低排放技术+数字农技+组织化服务”，优先推广低甲烷水稻品种与稻田干湿交替灌溉（甲烷减排19.9—21.1%）、畜禽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率从76%升至80%）。价值链集成型地区重在“配额约束+产业替代+城市群协同”，统筹HFCs替代、工业过程氧化亚氮治理与填埋气资源化。

团队强调，推进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关键不是简单加码政策，而是把成本账、收益账、执行账和长远账算清楚。让边际减排成本曲线真正服务地方决策、让差异化治理建立在量化证据之上，才能以更低成本释放更大减排潜力，推动治理从粗放推进走向精准施策。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邓祥征教授）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