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探索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干预制度记者调查 强制干预如何破解侵害未成年人案“发现难”

10月30日,全国首个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干预制度研讨会暨2018年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研究基地联席会在浙江杭州召开。会议以研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干预制度为重要依托,旨在探索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创新发展方向。

记者从会上获悉,近年来,杭州未成年人犯罪总量逐年降低,但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却呈高发、多发态势,全市检察机关受理的未成年被害人人数已由2015年的81人上升至2017年的192人,其中女性未成年被害人总数增加近一倍。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海鹰介绍,由于未成年群体身心发展的特殊性,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发现难、取证难等现实困境。为此,杭州两级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贯彻保护性司法理念,在持续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充分关注未成年人被侵害问题,不断探索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新路径,努力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发现、处理等相关干预制度的设立、发展提供检察推力。

未成年人受侵害鲜有报案

未成年群体心智和语言能力有限,极易成为被侵害的对象,同时在遭受侵害后往往难以实现自行维权。

杭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叶玉秋透露,“从近三年来的案发原因看,除了遗弃案以外,仅有3例案件系医院等案外人报案。实际上,在具体案件中,被害未成年人的家人、亲戚、老师等大都察觉到了有侵害行为的存在,却鲜有人报案,直至悲剧发生”。

这三例案件其中一例是发生在萧山的性侵案件,另两例均是家庭成员长期虐待、殴打未成年人案件,分别造成一名十岁女孩轻伤一级、一名两岁半的女孩死亡的严重后果。

杭州市检察院曾抽样调查市内三所小学的教师,其中有26%的老师在发现有未成年人受到家庭暴力、虐待等情况时会选择报警,33.3%的老师则选择报告上级主管部门。但80%的老师认为这两种行为会导致扩大事态严重性,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

叶玉秋分析说,“由此可见,作为社会公众最信赖的未成年人外部成长环境,不少学校在上述问题的认识上仍存在偏差”。

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曾办理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教师身份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在办案中,检察官发现校园性骚扰行为有发现难、取证难、定性难、身份特殊四方面特点。

西湖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孙军认为,如何界定教职人员是正常教学活动还是存在性骚扰行为依旧是摆在司法实务中的一个难题。青少年因为其年龄、心理状态等各方面原因影响,在被侵害后往往羞于启齿或者根本不知被侵害。校园性骚扰多发生在隐秘场所,客观性证据多有欠缺。青少年学生对教师等校园工作者有天然的信任感和敬重感,利用身份实施犯罪,对受害者家属和社会公众来说,更易引起应激反应。如何有效预防、发现、处置性骚扰行为刻不容缓。

强制干预制度应运而生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源起,是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去年11月受理的一起强奸、猥亵幼女案例。

被告人杨某某于案发当晚向被害人饮料中投放安眠药导致被害人昏迷,后对其实施奸淫,致被害人下体撕裂、流血不止。

在随后的就医治疗过程中,杭州某医院的诊疗医生发现异常并随即报警。正是这通报案电话,不仅使被告人落入法网,同时也使被害人及其家庭得到了及时的司法救助。

经查,案发当天,被告人在落网前已带着被害人先后求医于其他两家正规妇产科医院,医务人员在本可以凭借被害人伤情异常,判断出被害人可能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况下,没有选择及时报警,致使不法分子险些逃脱法网。而发生在同一被害人身上类似的性侵行为其实已经持续了一年之久,在此期间,杨某某也多次带被害人就医,但遗憾的是均未引起医疗人员的警觉。

2018年4月,萧山区检察院会同相关职能单位开创性地出台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赵桔水介绍,“强制报告制度建立的初衷,就是针对上述情况,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强制与未成年人关系密切的成年人代为履行报告义务,使未成年被害人得到及时救助、充分保护”。

经过近6个月实践,截至目前,萧山检察院共收到报案线索11件,经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后,已立案1件,因管辖权问题移送外地公安机关处理3件。

杭州市检察院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随即联合市公安、教育、卫计等部门出台了全国首个市级层面的《关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进一步调整优化强制报告主体范围,将教育、培训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纳入其中。

针对当时媒体对校园性侵的高度关注,西湖区检察院又联合区教育局会签了《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未成年人处置制度的意见》,增强了在校园性骚扰事件中的强制报告的应用性。

同期,杭州市委政法委专门召开现场推进会,并在其牵头下,联合市公、检、法、司、教育、卫计、民政、人社、妇联、共青团等十一家职能单位会签下发了《关于建立杭州市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干预制度的意见》。由此,基层的强制报告演进为市级层面的强制干预制度。

杭州在全市161所学校设立校园警务室,校园周边设立424个治安岗亭,二级医院警务室建设达到80%以上,三级医院警务室100%全覆盖。

杭州市妇联副主席陈辽敏介绍了一起联动保护的案件。今年2月,市妇联接到一名女性的举报电话,反映亲生儿子几年来一直被继母虐待,后脑被继母用剪刀戳破、嘴部也被缝13针的情况,正准备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妇联帮其维权。

市妇联指派当地妇联干部,委派资深维权律师赶往事发所在地了解情况并进行相应处理。通过详细询问,与父亲面谈,最终几方达成一致意见,孩子暂时由亲生母亲接回老家抚养。市妇联还与公安、检察机关联系沟通,对未成年人遭受的暴力行为依法追究其继母的法律责任。

保护未成年人需社会共治

在制度推进过程中,杭州检察机关也遇到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强制干预制度能否上升到立法层面?另一方面,这项制度由谁来督促执行,执行部门是否拥有刚性的执法权,具体如何操作?检察机关在推动上,着力点应该放在哪里?

赵桔水坦言,强制报告制度的运行机制仍待进一步完善。例如医疗人员权益保障问题,经走访调研,发现部分医疗人员存在担心遭到打击报复的顾虑,或因需要多次前往派出所制作笔录影响正常诊疗工作而产生倦怠,对制度推行产生阻力。医疗人员本身是强制报告制度的重要触点,理应加强对其的人身安全及相关权利保障。下一步,萧山拟组织对坐诊医生和医务科人员进行分批培训,且建议今后将相关法律实务知识内容纳入医生职业进修培训的具体内容中去。

杭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江成器告诉记者,强制干预制度体现了政法工作服务群众的理念创新,在推进中需关注制度执行难、力量联动难、信息研判难等问题,今后将继续深化理论研究、加大推进力度、压实工作责任、培育社会氛围、落实工作保障,继续推进强制干预制度在杭州的落地与深化。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王敏远评价说,检察机关是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中枢,强制干预试点和文件的颁布,是未成年人保护事业的扩展,功在当下,利在将来。

王敏远建议,关于强制干预制度目的可进一步深化、扩展,“对未成年人全面保护”可进一步明细化,不应当只是依法惩治犯罪,应扩展至惩治违法。公安机关也有治安案件的处置权限,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更要从违法阶段就开始,如何及时发现、有效处置,进一步扩展研究。另建议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只要是未成年人受到侵害的,尤其是犯罪侵害的,法定监护人未请代理律师,就可提供法律援助。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英辉认为,杭州市出台的强制干预制度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要精准帮教的要求非常契合,建议在制度目标设置上“意识要清晰,干预范围要扩展”,同时也要加强被害人的隐私保护,在措施落实方面可结合检察职能,对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岗位、从业人员等进行培训,强化保护意识,将案件类型化,分别保护、分别探索处置机制。同时,杭州地区可在探索的基础上先推动地方立法,从而为后续机制上升到国家立法提供经验支持和实践依据。

“保护未成年人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杭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仲灿说,杭州将把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作为推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构建起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机关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未成年人社会化综合保护体系,进一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以“法治进校园”、西子姐姐FM广播电台、新闻报纸电视、微信微博等线上线下平台为载体,通过广泛宣传发动,努力提升社会公众的知晓度,扩大强制干预制度影响力,全面构筑未成年人保护绿色生态圈。